如今，当人们谈论领导干部的收入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工资基本不动”。但当年，周恩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工资，他工资的“含金量”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差别，吃穿用，每一样都从他的404.80元工资里支出。　　

　　为“周恩来的名义”自己结账　　

　　周恩来外出工作的时日较多，而且 工作经常是连轴转，往往是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简单用餐。而且，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

　　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已过了晚饭时间，他便在饭店吃了顿便饭，一共是2.8元钱。上车后，周恩来问秘书饭钱结了没有，秘书发现临走时忘了。周恩来当即让秘书下车去补上。

　　周恩来到各省视察或开会离开时，一定要把应该由他付的钱和粮票结算清楚。1963年，周恩来赴杭州治病，邓颖超为照顾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1964年10月，来我国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即将离开北京回国。在他临行前，周恩来交待外交部礼宾司，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西哈努克一些他喜爱吃的蜜橘。礼宾司觉得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不如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送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觉得礼宾司的建议有道理，便交待秘书告诉外交部礼宾司，这次赠礼费用全部由他个人负担。

　　礼宾司闻讯一下子呆住了：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啊！蜜橘本身钱倒不多，但运费可观啊。当初，礼宾司提建议时没考虑到总理自己掏钱，以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送，费用都应由公家报销。西花厅这边，周恩来的秘书也犯了难：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因此，他只好对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只有400元，你们尽量省着些花吧。”　　

　　私人用车当然自费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他不仅在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在很大程度上应算是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

　　一次，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刮脸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提醒司机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

　　请客吃饭个人埋单

　　周恩来的又一项较大的开支恐怕要算请客了。

　　周恩来在家吃饭时，一般是两菜一汤。有了客人，一般就做四菜一汤。当然，吃完饭后，他总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交粮票，菜钱免收。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粮食都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吃。

　　1973年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杭州。送走蓬皮杜后，周恩来兴致很高，便对辛苦了好几天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走，上楼外楼吃顿饭去，今天我请客。”饭后，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说这顿饭由省里报销。周恩来说：“我请客怎么由省里报销，不行。”饭店的同志知道不收费总理是不会同意的，便收了10元钱。周恩来当即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饭店的同志只好又收了20元。周恩来到机场后，还担心钱可能不够，便吩咐秘书再留下10元钱托机场有关人员转交楼外楼。

　　周恩来每次请客吃饭，总是说：“没关系，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又没有家庭负担。”但是，由于有些本来公家可以报销的费用周恩来也坚持自己掏钱，如他从没领过出国置装费和补助，自己负担如药品、报纸，包括身边公务人员用的肥皂等费用。因而，周恩来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及其他各种开支后，也不剩几个钱。请客次数多了，还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因此有时请客饭后，周恩来会补充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摘自《中国青年》第21期作者云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