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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岐山县岐星村村民在看社戏。当时，看秦腔是农民的主要文化生活。随着电视、电影的普及，这样的场景如今
在农村已不多见 葛新德 摄
1980年5月，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千古奇冤，一朝春风荡涤。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千百万的苦难者，因“拨乱反正”获得新生。解冻的中国大地上，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重新焕发生机。
春天来了，充满希望与变化的一个时代开始了。
1980年，在郑大年的记忆里，仿佛只有一个季节，那就是春天。“心里的大石头挪开了，人们都欢天喜地的。我呢，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开会的间隙都在看书。那时，我的偶像是陈景润！”郑大年说。
这一年，是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解冻的中国大地上，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重新焕发生机。
电影《桃花扇》可以公开放映了。郑大年专门去了趟电影院，银幕上，他看见了17年前的自己。电影中，他扮演杨龙友，清癯英俊，仪态潇洒。电影是在1963年拍完的，还没放映就成了“大毒草”，尘封17年，此时，郑大年已经47岁。
作为演员，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在“文革”那腥风血雨中消磨。他心里着急，想把那丢掉的时间追回来。《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这是1980年2月《解放日报》上的一则社论标题，也是整整一代人急切的呼唤。
《桃花扇》成了“复辟宣言书”
郑大年还记得1966年的7月12日，他一大早看见《人民日报》就怔住了：《电影<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看到这样的黑字大标题，郑大年觉得“头发蒙”。“这桃花扇是明末清初的作品，那时马克思还没出生呢，怎么就成反革命复辟了？”他翻来覆去地想，“想把自己的念头扭过来，和党一致，可怎么都想不通。”
《桃花扇》于1963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编剧梅仟，导演孙敬。当时可谓明星云集，主演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明星王丹凤（饰李香君）和冯喆（饰侯朝宗）。郑大年饰演的是片中第三号人物杨龙友。他的表演很被认可，一个例证是片子在北京审查时，著名导演成荫看到了他的表演，随即就叫他北上，在电影《浪涛滚滚》中，和女主角秦怡演对手戏。
郑大年记得，当时西影的本意是要拍一部爱国主义影片，而《桃花扇》正符合这个主题。何况，当时《桃花扇》还有一个“金牌”——1962年，孙敬在北京将剧本交给了康生，康生很赞赏，还专门回信作了批示。
《桃花扇》的外景选在杭州，那时，人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演员也不例外。郑大年记得，当时剧组里成立了“学雷锋战斗小组”，专门为大家服务。在山里拍戏时，路很不好走，剧组近一百号人的饭，都由当天没戏份的年轻人从山下担上来。
戏拍得也很精致，前后用了近两年时间，在新中国早期的电影中，演技、艺术性方面都算是上乘之作。但1964年影片送审时，虽然文化部电影局审查通过了，但鉴于形势，决定暂不在国内发行。
1966年前后，文艺界的政治气氛愈来愈紧张，《海瑞罢官》成了大毒草，紧接着就是《桃花扇》，被定上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反革命复辟宣言”的罪名。刚开始支持拍摄的康生，此时也出尔反尔，不承认同意拍过这个片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开始批判《桃花扇》。
上面要组织批判，可《桃花扇》压根没放映，怎么批判？于是开始“内部放映”，一时间，人们为看这个电影“简直挤破了头”。为了能看到这部电影，各单位也纷纷主动要求“批判《桃花扇》”。
“当时电影都干巴巴的，这部电影好看哪，有歌有舞，还有爱情故事，谁不愿意去看？”时隔多年，75岁的郑大年笑着说。
演《火红的年代》“护身”
电影被批判，因为上面还有厂长、导演等人，加上郑大年当时还年轻，大批判暂时没落到他头上。当时他住在西北设计院的平房里，有一次来了一个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是个工程师，被派到院子里干活儿。乘着来借水喝的当儿，他给郑大年说了句：“我看电影《桃花扇》好得很！”“我当时想，他胆子可真够大的！”后来，郑大年再没见过这位工程师，可这句话却一直记着。
“那时啊，内心深处，我也认为《桃花扇》是好片子，但中央都说了，咱作为党员，还不得往过来扭？可就是扭不过来。”郑大年说，“当初，一开始的四个‘伟大’，跳忠字舞，人们都很反感，但慢慢地，都要自我批判。在那样极‘左’的气氛中，身不由己地，人们就不敢怀疑了。”
《浪涛滚滚》刚拍完也被扣下了，没有发行，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和《桃花扇》一起解禁。
1974年，郑大年参加拍摄了《火红的年代》，这部电影被称为是“钢铁工人红心向党的赞歌”，讲述了钢铁工人如何识破敌人的破坏，炼出一炉炉“争气钢”向党献礼的故事。郑大年在片中扮演“党委书记”，支持由于洋饰演的钢铁工人赵四海。这部电影当时是全国有资格上演的八部样板戏、五部电影之一。“《火红的年代》中我演的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不像在《桃花扇》中，我演的是人。”郑大年说。但这部郑大年自己觉得表演最差、最不满意的电影，却给他带来了“政治红”的好处。“自从拍了这个电影，造反派们也不盯着我了，我好像也成了样板团的人。”
其他人没有像郑大年这么幸运。在对《桃花扇》的大批判中，导演孙敬被逼得曾服毒自杀，幸被抢救过来；主演王丹凤也被关进上影厂的“牛棚”；冯喆最惨，吊死在四川“学习班”厕所的横梁上。
抢救“快被煎透的苦难者”
压抑和苦闷过去了，导致无数家破人亡的政治批斗过去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举国欢庆，然而，“两个凡是”的羁绊还在束缚着国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冲破思想禁锢的牢笼。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卓越勇气，带领党内的先进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拨乱反正之潮。
正如《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序者所言：“在那艰苦卓绝的数百个日日夜夜，他们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煎透了的苦难者。这些苦难者的数以亿计的亲属，也随之摆脱了含冤蒙垢的历史重负。更多的中国人，也不再噩梦连连，放心大胆地向原定目标疾步前行。”曾备受“左”倾思想严重摧残的陕西，此时，也开始抢救那些“快被煎透了的苦难者”。当时已经46岁的霍力攻也是其中之一。
1957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霍力攻年仅24岁。一次回渭南老家时，一个大娘告诉他：“我们公社一晚上就睡到社会主义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对当时的农村、城市差距问题、合作化问题，开始想得更多。“合作化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绝不能降低标准，今天是初级社，明天是高级社，一个晚上‘睡’到社会主义，是靠不住的。”
他写了文章，寄往中央，被转到《学习》杂志，受到阅评者的批评。但他的观点却在学校引起波澜。1957年6月6日，西北大学举办自由讲坛，霍力攻登台演讲，讲的还是经济理论问题：两种商品观。但为了让更多的人注意，他给演讲起了个颇为刺激的题目：《共产党究竟有无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
那天晚上，学校礼堂中坐满了人，窗户上也爬满学生。霍力攻讲了一个多小时，演讲完，人们议论纷纷，演讲稿也由校刊油印了500份。不久，反右斗争开始，霍力攻突然成了“靶子”，学校先后组织7次辩论会批判霍力攻。霍力攻还记得其中一次“万人批判大会”。当时在西大礼堂前摆了两张桌子，霍力攻一张，另一张是代表“正方”的校方领导。辩论会上，霍力攻穿着背心短裤，摇着一把蒲扇，从容应战。岂料辩论才开始，就有几个学生上前对他拉拉扯扯。被称为“书呆子”的霍力攻斥责“这是大学的文明吗”，可根本没人听他的。
1958年2月下旬，霍力攻被宣布为“极右分子”，被拉去旬邑县的马兰农场劳动改造。当时的农场，也在“大跃进”疯狂气氛中，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搞试验田，翻地翻到两米多深，结果超过了生土层，啥也种不出来了。1962年，霍力攻劳动教养结束，摘掉了右派帽子，下放回老家劳动。但爱思考的他“管不住”自己的脑子和嘴巴。一次有人来向他借一毛钱，顺便给了他一本《红旗》杂志，上面有一篇王力等人写的文章，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一看，“错误百出，简直胡扯！”忍不住就写了信，反驳其中“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等观点，寄给《人民日报》等报刊，结果没有回音，他又坐火车到北京去询问，到了之后，又和接待他的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他被警察带回陕西，在看守所关了两年后，一开始被以“反革命罪”判了死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其间又因“提意见”，差点再次被判死刑。
无罪判决书上，鲜红的印章还是湿润的
1979年3月的一天，霍力攻出狱。此时，他已经坐牢12年。
几经周折，他终于拿到了无罪判决书。他记得那天，法院的同志给他说：“判决出来了，油墨都没干呢，你既然来了，先给你一份！”他接了过来，薄薄一张纸上，是新鲜的油墨，鲜红的印章还是湿润的。
已被改判无罪的霍力攻，此时还有右派的帽子。1979年5月，以及1986年10月，西北大学两次做出“关于霍力攻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最终认定对霍力攻“原划右派分子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以改正，彻底平反”。
1980年，霍力攻47岁，还是单身。从被认定为右派，到坐牢十多年，政治运动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有权利。这一年，在沈楚女士（沈雁冰之妹）的介绍下，霍力攻和一位女士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从此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而此时，陕西大地上，在拨乱反正中被解救出的苦难者，又何止他一个呢。
“那时啊，冤假错案太多了。我们经常忙到深夜，一件一件，荒唐可笑，触目惊心！”86岁的王祖铎老人回忆说。
1979年，陕西省委组织专人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渭南专门设了一个工作组，习仲恺是组长，王祖铎是副组长。王祖铎记得，当时工作组有十多个人，住在招待所，夜以继日地查看案卷，前后几个月，终于在1979年底，基本完成了渭南一带的平反工作，至少在万件以上。举例而言，当时蓝田还属于渭南管，蓝田全县所有的公社书记，都曾被打成了反革命。
1980年1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莫须有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就此了结。
同年4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为著名剧作家马建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任全国戏剧协会副主席的马建翎，于1965年10月18日含冤自杀。
而大规模的“摘帽”，则集中在1979年。当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纠正社教运动以来错划地主、富农成分问题的通知”，要求把在社教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以来，错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统统纠正过来。截至当年11月，错划的6万多户中，已经纠正57000户。随即，摘掉了全省“地、富、反、坏、右”的帽子。
2月22日，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省分会在西安召开平反会议，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判的戏剧《游西湖》、《三滴血》（包括同名影片）、《赵氏孤儿》、《两颗铃》、《窦娥冤》等15个剧目平反、恢复名誉。
也是这年的2月，《桃花扇》正式被平反，恢复了名誉。省文化局在西影厂召开千人大会，郑大年作为演员代表发言。
1980年9月，最高法开始审判“四人帮”罪行，那时，47岁的郑大年正在北京。他到著名作家萧军家中，请教《鲁迅》剧本的问题，想实现他尘封多年的“导演梦”。
而霍力攻，在这一年调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开始了他没有完成的思考和研究，那曾为他带来灾难的思考，在多年之后，凝结为一本名为《商品论》的专著。
那是难忘的1980年。无论对郑大年，还是对霍力攻，历史的大河在这里转弯，充满希望与变化的年代到来了！本报记者 江雪/文 董国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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