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唐山大地震时期的应急专家岳麟

　　马晓华

　　当10万大军正争分夺秒抢救有形的生命之时，无形的防疫战线警钟已经长鸣。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控制灾区的传染病流行，不能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我们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灾区的人民。”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医疗防疫组组长、 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然而，交通中断，带来的不仅仅是救援的难度，也带来了防疫的难题。

　　“如果不能及时进入灾区进行防疫工作，灾区的卫生问题、饮水卫生问题，抓晚一步，将会带来很多事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原情报室主任，年届79岁高龄的岳麟对《第一财经日报》不无担忧地说。她从事环境卫生研究工作40余年。1976年唐山地震期间，任卫生部派出的灾区卫生防疫队队长，组织领导灾区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及流行病等工作。

　　警惕水成疫病之源

　　“我现在很担心汶川的环境。因为余震不断，可能造成的泥石流、岩石塌方，都会进一步加剧伤害。特别是饮水卫生问题，对于集中供水的地方，卫生问题会比较容易控制，但是分散式饮水，会难以控制卫生问题。”岳麟说。

　　地震后，灾区的建筑物往往都会大面积倒塌，供水设施会遭受严重破坏，从而导致集中式供水中断，而分散式供水和农村供水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水管淤砂、井管错裂等。

　　在忆起唐山地震时，岳麟说：“当时正值酷暑，人们迫切需要饮水和用水。在一时无法找到可供饮用的、适宜的水源，又无运水工具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就近取各种不卫生的水饮用，包括雨水、坑水、池塘水、河水、游泳池的水，甚至是工业废水等。从而造成居民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

　　当时水质检测结果表明，水源普遍受到有机污染，大肠菌群普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这就必然导致震后早期，肠道传染病的发病急剧增多，短期内达发病高峰，如1976年7月底至8月底，当地菌痢发病率为9.72%～18.6%。而1975年同期的发病率仅为0.13%～11%。通过对流行因素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不卫生的饮水所致。“当时一度出现全国治疗肠道疾病的药出现紧缺。”岳麟说。

　　“所以，汶川震后初期，卫生防病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卫生安全的饮用水供应，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饮水卫生尤为重要。要尽快对饮水卫生加强管理。”岳麟说。

　　实践表明，经过快速的水质检测，尽快掌握可做临时供水水源的有关情况(包括水源分布点周围的污染与卫生防护情况，供水构筑物的破坏情况等)，尽快确定可供饮用的水源等，无疑是震后早期的应急之需。同时，还要大力开展饮水消毒与广泛的水质卫生监督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

　　“无论是分散式，还是集中式供水，最为重要的就是消毒，还要预防尸碱中毒。为防止饮水的尸碱中毒，必须尽快对水源周围的尸体进行清除。”岳麟提醒说。

　　亟须妥善处理死难者遗体

　　在对灾后的防疫工作中，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妥善处理死难者遗体问题的重要。高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适当地处理好尸体，防止由于尸体腐烂而导致一些有害细菌的蔓延。”他并且表示，政府将会对灾区受难者的遗体全力负责，也将会对受伤群众的医疗救治全力负责。

　　据研究，尸体腐化分解后将会产生气体物质(包括硫化氢、氨、甲烷、二氧化碳等)和液体物质(含硫醇、尸胺、腐胺、粪臭素……及水等)。其中的多胺类化合物总称为尸碱(包括尸胺、腐胺、神经碱、草毒碱等)，尸碱可致人体中毒。这背后是尸碱与腐生菌同时繁殖的化脓性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所产生的毒素引起中毒，属于细菌性毒素所致的事物中毒。

　　岳麟说，在清理遇难者遗体时，可能会接触多量的硫醇、尸胺之类的物质。为除恶臭，应戴用活性炭过滤的防毒口罩，接触遇难者的手要戴手套，特别要注意防止手部外伤，以免沾有细菌毒素引起中毒。进行清理遇难者操作后及饭前必须认真洗手。另外，进行遇难者清理工作的人员，为防厌氧创伤感染(如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必要时可进行接种免疫血清。

　　另外，可以用石灰水、黑色草木灰吸附尸体的含臭物质，也可用1%的二氧化锰与木屑混合吸附硫化氢的臭气，也可喷洒3%～5%的来苏尔。实践表明，效果最好的是次氯酸钙、氢氧化钙和漂白粉混合喷洒，能很快除臭与消毒。

　　较多遗体的处理不应采用焚烧方法，以防污染大气和防止周围人群的吸入中毒。

　　“掩埋尸体后，还要注意对地下水和局部土壤可能会造成污染。所以在非常时期，必须遗体进行卫生处理措施。”岳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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